符號互動論是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派別。特別強調人類在符號層次（包括語言及其他符號姿勢）的互動過程，認為語言在人類心智、自我及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並主張人類只有透過個人與社會間的符號互動才能成為完全的個人。
符號互動論提供了與傳統不同的關於個人與社會互動及社會結構的看法。其基本假定包括：
- 在社會情境與社會意義的建構上，人應該是具主動性的行動者。亦即人類對於事物所採取的行動是以這些事物對人的意義為基礎
- 社會互動應該是由個人追求目標之行動所交織而成的動態過程
- 社會結構應該是動態的，而且在不斷改變
歸納而言，當代的符號互動論包括幾個基本理論原則：
- 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在於其有思考的能力
- 人類思考的能力係來自於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的塑造
- 在社會互動中，人類可以習得意義與各種象徵符號，使其得以運用於獨特的思考能力上這些意義與象徵符號可使人類作進一步的行動及互動
- 在行動與互動的過程中，人們也可以以其對社會情境的詮釋為基礎，而修正或改變其意義與象徵符號的內涵
- 人類之所以能作上述意義及象徵符號的修正，部分係由於人們也具有與自我互動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使他們檢驗可能的行動過程，並評估其相對的利弊得失，然後再加以選擇
- 經過前述的行動與互動模式，構成了團體與社會
- 在方法論方面，符號互動論傾向於自然主義、描述與詮釋性的方法論，主張運用參與觀察、生活史研究(life history study)、人種誌等方法，強調對於真實社會情境的動態研究過程，反對僅透過實驗或調查設計所構成的人造情境。
在歷史發展方面，符號互動論取向的社會分析，主要源於一九三○年代時的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當時一批社會學者與心理學者包括米德(G.H. Mead, 1863～1931)、顧里(Ch. Cooley, 1864～1929)、湯瑪斯(W. Thomas, 1863～1947)、派克(R. Park, 1864～1944)等人開始由「互動」的觀點研究社會行為，由於符號互動論早期代表人物多出於芝加哥大學，因此有時亦稱為芝加哥社會心理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al Psychology)。經過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主張互動論的學者逐漸散布於北美各地大學，同時亦將互動論傳播開來。而最早使用「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者則是美國社會學家布魯默(H. Blumer)，布氏在一九三七年於一篇名為〔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的文章中正式以此名稱稱上述學者的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學說。從時間順序上看，米德等人算是第一代的符號互動論者，布魯默與休斯(E. Hughes)可說是第二代，至於第三、四代的互動論學者則有高夫曼(E. Goffman)、貝克爾(H. Becker)、史特勞斯(A. Strauss)與弗里德森(E. Freidson)等人。
在前述的代表人物中，米德、布魯默及高夫曼等人尤為重要，米德是符號互動論中心理論的創始者；布魯默則提出了「符號互動論」的名稱，是該派理論中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高夫曼則是當代最著名的符號互動論者。米德融會了實用主義與行為主義的思想，但更強調人類的心智能力及語言的重要性，認為自我與社會無法分開，因此個人的經驗必須從社會的觀點來理解，而社會則是由持續的溝通、互動過程形成的，人的姿勢、語言、文字都直接間接地影響社會的結構。而布魯默則指出「符號互動」代表人類互動過程中最顯著特殊的特質，人們在互動過程中並非完全依賴彼此行動而反應，而是依賴對彼此行動之定義的了解而反應。因此，社會學的新理論應該強調體會的經驗而非科學客觀的驗證。至於高夫曼則專注於所謂的戲劇分析(dramaturgy)，認為社會生活只是一系列類似舞臺演出的戲劇表演，從而將社會生活基本分析單位由個人轉移至小隊(team)中，著重探討社會生活中的小規模結構層次。
除了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脈絡外，符號互動論也受當代哲學思潮的影響，與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及歐陸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有密切關係。而其基本觀點又一方面與邏輯實徵論(logical positivism)、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文化或生物決定論、行為主義(behaviorism)、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等相左，另方面則與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現象學社會學、俗民誌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角色理論(role theory)、戲劇理論、人文主義(humanism)及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心理學等觀念間有相容性。
符號互動論從興起之後，也引發了不少批評，這些批評約可分為幾方面：
- 符號互動論者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如米德所用的心靈(mind)、自我(self)、主我(I)、客我(me)等觀念往往有混淆矛盾之處
- 符號互動論的主流學者似乎太急於放棄傳統社會學中的科學技術，其實科學與符號互動論所重視的主觀因素並非絕對不能相容
- 符號互動論太過強調自我意識，但卻忽略潛意識與情緒在互動過程中的影響力
- 符號互動論太過強調連續性的行動結果，使其理論架構失之片斷零碎，缺乏完整的理論系統
- 符號互動論過度強調主觀因素，漠視大規模社會結構對於互動過程的影響，且缺乏研究大型社會體系的能力
- 符號互動論有時將社會組織描繪的太過戲劇化，不符實際；而其研究成果也常易受到研究者之偏見影響，缺少客觀性
雖然在非符號互動論者眼中，符號互動論有上述的缺失，不過仍是當代頗為重要的一支社會學理論，而且許多學者也開始運用符號互動論的觀點於許多社會問題的研究上，如精神疾病、集體行為、兒童社會化、死亡與掙扎、社會脫序、老年、疾病、藝術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等。教育社會學中的符號互動論取向，著重微觀研究，強調「情境定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並認為在研究教室中師生的互動過程時，研究者必須重視教師與學生基於其各自的生活背景與文化因素下，對於教室情境所作的界定及形成的態度，並且了解他們如何形成其態度來作出進一步的互動，因此研究者必須實際參與行為，作長期的觀察，如此才能正確地解釋社會行為。